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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小学跟我们现在的小学概念不同。

无服之丧则是民有死丧之祸，君子必匍匐往救恻隐之心。此性善第一义也（同上，第396页），而以四端言性善犹然落在第二义耳（《刘宗周全集》第5册，第294页）。

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从春秋自然天道观看，这里的中很可能与一种天地之气的中和状态有关，它同时也是礼的根基，如果将这种气理解为礼的先天基础，则这里的中也可以具有《孔子闲居》中作为礼乐之原的先天之气的意义。[8] 黄宗羲，1985年：《明儒学案》，中华书局。蕺山认为：陆子所言阴阳已是形而上者，此语至当不易，故曰阴阳之上更无太极也。

他说：今曰人有绝然无喜怒哀乐之时，必待感而后有，正以笑啼詈骂为喜怒哀乐也。既然蕺山之学的特点在于统合心宗与性宗，他就不仅仅是以心著性，同时也是以性原心且以性贞心，以避免阳明后学的玄虚而荡和情识而肆之弊。这一判断显然与其巫的专业化的诠释进路有关，如果真有巫的专业化，那一定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正如陈来教授所质疑的，不可能因为颛顼的一声号令便完成了。

另外，《吕刑》没有提到颛顼，只说到皇帝。据《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当时王朝国家尚未形成，自然不存在作乱的问题，真实情况应该是随着华夏部族向南方的扩张，与蚩尤为代表的苗蛮部族发生激烈冲突，《吕刑》的作者从正统观念出发，故称蚩尤始作乱。综上所论，绝地天通乃上古时代的重大事件，涉及宗教、政治、民族等众多领域，对理解中国古代国家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苗民弗用灵，灵训为令。从这一点看，巫师专业化说虽然有一定根据，但显然不足以揭示绝地天通的真正内涵。

张先生认为，就世界范围来看，文明的产生，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依靠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这尤其体现在《楚语下》中，陈来教授指出其民神不杂——民神杂糅——绝地天通三阶段论不可信，其历史素地只可能包括民神杂糅——绝地天通两阶段，清理了层累、附会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在原始宗教的第二阶段上，人人祭祀，家家作巫，任意通天，这叫做民神杂糅、民神同位。但这一以来，陈来教授实际把绝地天通的传说解构掉了，颛顼与重黎可有可无，而颛顼令重黎绝地天通不仅见于《国语》，还见于其他文献，应该是这一传说中的重要素地，后世的诠释只应对其做出合理的解读，而不应连事件本身都否定。

[27]梁氏之说未必恰当，其实华夏族也实行过五刑。[7]陈来教授的这个推理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但他对《国语》绝地天通的解读是比较简单的，既没有对其做层累与素地的分析（如陈来教授），也没有将其与古代民族的具体历史联系在一起（如徐旭生教授），其关注点主要在于绝地天通如何促成了政治权威的崛起。冲突的结果是把南方的驩兜、三苗、梼杌各氏族完全击败，或分别流放。

在他看来，在神权极盛的时代，大家离开神话的方式就不容易思想，所以这些传说里面掺杂的神话很多，想在这些掺杂神话的传说里面找出历史的核心也颇不容易。主要表现是烝享无度，民神同位。

家为巫史的为当训为有。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绝地天通的事件显示，中国古代文明走了一条垄断宗教与暴力的路径，但这一文明之所以能长期延续，却绝不仅仅是依靠排他性的宗教与暴力，而是不断有新的宗教、思想因素的注入。除《吕刑》外，《墨子·尚同》也说到譬之若有苗以五刑然。另一种则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技术没有大的突破，而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建立与维持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样地，绝地天通也不是指完全断绝人与天的沟通，而是垄断祭天的权力，将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应该是争夺部落联盟的统治权。同样，《吕刑》从华夏正统观念出发，把绝地天通说成是对苗民滥用刑罚、杀戮无辜的惩罚，其实不论是苗蛮还是华夏，都试图通过垄断祭祀和刑罚完成部族的统一，进而建立王朝国家，只不过华夏获得最终的胜利，而苗蛮是失败者而已。

古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以往学者误把这里的家当作了后世的小家庭，把家直接等同于人，故得出错误的结论。

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19]故夫人作享是说家族成员都可以参与到家族的祭祀活动中。

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这里所说的五刑虽然具体内容与苗民的五刑有所不同，但就其为刑罚、暴力而言则是一致的。

由于古代社会宗教与权力的密切关系，垄断了通天权也就垄断了世俗的统治权。陈来教授同意张光直等人的说法，认为巫类似于萨满，他们通过进入癫狂以升举天界，重现人与天地间的交往。徐氏认为上古时代中华大地存在炎黄、东夷、苗蛮三个部族集团，随着氏族的繁衍和发展，本来各自独立的部落集团发生接触，引发激烈战争，炎黄打败了东夷，杀其首领蚩尤。除《吕刑》外，《墨子·尚同》也说到譬之若有苗以五刑然。

同样，《吕刑》从华夏正统观念出发，把绝地天通说成是对苗民滥用刑罚、杀戮无辜的惩罚，其实不论是苗蛮还是华夏，都试图通过垄断祭祀和刑罚完成部族的统一，进而建立王朝国家，只不过华夏获得最终的胜利，而苗蛮是失败者而已。他还分析了《尚书·吕刑》的材料，认为所记载是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融合后，与南方苗蛮集团的冲突。

需要说明的是，绝地天通并非完全隔绝人与天的交通，而是将交通的权力垄断在少数人手里。由于父家长占有了家族财产，在家族内部取得了支配一切的权力，父家长不仅拥有对家族财产的绝对所有权，还拥有司法审判权以及宗教祭祀权。

汝作士，五刑有服（注：用），五服三就。但与其他历史事件一样，绝地天通在长期的流传中也经历了层类的建构过程，如何剥离后人的附会，还原历史素地，揭示其思想史意义，便成为绝地天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据《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主要表现是烝享无度，民神同位。

[9]所以他主张考察古史传说的素地，重建古史系统，他著名的三大部族集团说，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10]炎黄以前，氏族的范围大约还很小，社会自身还没有变化的倾向，社会秩序的问题还显不出很重要。

[32]这样看来，颛顼可能不单指某一具体人物，而是对各地宗教改革活动和宗教人物的概括。其实这里的家并非后世的小家庭，而是父权家族。

并说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故绝地天通既是宗教改革，也是政治改革，是通过宗教达到对权力的垄断。